黃金的價值魅力，幾乎和其耀眼的光芒一樣攝人心魄。 一般而言，貴金屬有三大職能，記賬手段、交易媒介和價值儲備，黃金在漫長的五千年國史中，竟然只發(fā)揮了最后一項作用，這不由令后人萬分詫異。尤其在19世紀中后期，中國經(jīng)濟已經(jīng)走上全球化軌道——雖然頗有點被迫，而在國際金融界已紛紛實行金本位制的情況下，中國仍然堅持銅本位制和銀銅復本位制這兩種貨幣體制并行的古怪格局，而且還在向銀本位制演化。

　　●綢緞曾經(jīng)是流通貨幣

　　中國翔實、可信連續(xù)的歷史記載開始于西漢。查考此時史籍，我們會驚訝于兩件事，一是西漢曾大量使用黃金作為支付交易手段，而且價值明確;二是到東漢，官書記錄的黃金流通大為減少，換言之，黃金作為一種支付手段自此永遠退出了交易市場。

　　這期間發(fā)生了什么?有些金融史專家猜測，可能是東漢佛教漸興，大量黃金被用作涂飾佛像或抄寫經(jīng)書，也有說，此時海外貿(mào)易勃興，使得黃金大量向西方流出。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帛”，即綢緞已經(jīng)穩(wěn)定地成為大額支付手段。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名作《賣炭翁》最后寫道：“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痹?jīng)有人認為，燒炭老人饑寒交迫，給他這些綾羅綢緞，既不能御寒更不能充饑，又有何用?其實，根據(jù)從《漢書》到《魏書》乃至《唐六典》的記載，從漢至唐一千年間，綢緞都是貨幣，而并非單純的商品。

　　和貴金屬不一樣，綢緞不耐儲藏。貴金屬貨幣因為不會變質(zhì)，不會損耗，因此會因民間儲蓄而沉淀下來，不再進入流通領域。而且，越是成色足、分量準的金銀，越容易被民間收藏，市面上交易的貨幣，愈發(fā)劣質(zhì)，進而引發(fā)一些經(jīng)濟問題。而綢緞中含有蛋白質(zhì)，儲存時間過長，便會脆裂泛黃，迫使人們將其盡量用于流通。

　　所以，西漢盛行一時的黃金并沒有“失蹤”，只是日漸沉淀于民間的箱籠中、夾壁間，不復流通于市面。

　　●晚明時期白銀大量輸入

　　宋代在經(jīng)濟上的繁盛豐裕，國內(nèi)貿(mào)易的繁榮，使得紙幣“交子”得以產(chǎn)生;而因為海外貿(mào)易的繁榮，所以使得中國的官鑄銅錢成為整個東亞的通行貨幣。

　　宋代在地緣政治上處于被侵略的弱勢，因此需要靠大量的歲幣維持與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和平局面。歲幣中包括大量的綢緞，綢緞常被搜羅一空。也就是在此時，“帛”作為一種貨幣，正式退出了金融領域。

　　而此時中國的富有，吸引了日本和東南亞諸國前來貿(mào)易，然后運回大量的中國銅錢在本地流通。如同今天的美國和美元。

　　明代的幣制比較簡單，先用紙幣，后以銅為本位。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到晚明時期，由葡萄牙、荷蘭、西班牙商人經(jīng)貿(mào)易而輸入的白銀逐漸成為另一種主要貨幣。

　　在明初及以后很長一段時期，中國的金銀比值一直維持在1∶6上下。到崇禎年間，已經(jīng)達到1∶15之多。這是因為萬歷年間，隨著對外貿(mào)易的愈發(fā)繁榮，白銀大量輸入導致日漸貶值，從隆慶到崇禎，80年間海外白銀輸入達三四億枚銀圓，自然會金貴銀賤，比值拉開。

　　1∶15的國際標準直到19世紀末列強都逐漸采用金本位制以后，才打破這個平衡。

　　●為什么不能確定幣制

　　清朝建國一百年后，中國的對外貿(mào)易才恢復到晚明的水平。

　　但是清朝官方始終沒有確定幣制。事實上當時國內(nèi)是銀兩和銅錢并行，但政府只負責銅錢的鑄造，而對于白銀的流通要領，并不作硬性規(guī)定。

　　明清五百年間的知識分子，眼界狹窄，不通時務，對于經(jīng)濟、財政、金融尤其隔膜，對于國際金融都幾乎一竅不通。

　　而且，這些高官包括林則徐等不知道的是，此時世界第一強國不列顛帝國已經(jīng)采取金本位制，對黃金的需求才是其國立金融目標。因此以后的70年間，銀價越來越便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因制造武器需要白銀，銀價才有所回升。

　　當時清廷既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更缺乏這方面的動力。因此，當19世紀中后葉全世界向金本位制轉(zhuǎn)軌的時候，中國顯然失去了一個跟上時代潮流的大好時機。

　　1901年，中國的洋務運動已經(jīng)開展30余年，照說國內(nèi)不乏精通金融學的人才。但是，簽訂《辛丑條約》的時候，沒人提醒一下清廷：銀價一直在不斷下跌。

　　自19世紀末世界各國紛紛將手中的銀條銀圓拋售以換取黃金。這樣，金銀比值愈發(fā)擴大。但《辛丑條約》的中方簽訂者見不及此，賠款的計算方式用白銀，還竟然同意“本息用金付給，或按應還之日期之市價易金付給”。

　　這就是金融史上所謂的“鎊虧”，即金銀比值擴大后的虧空。具體數(shù)字至今沒有一個精確的說法，清政府單單為彌補虧空的明確借款就有800萬兩之多。

　　在此事的刺激下，一些駐外使節(jié)開始考慮更張之道。最早建議朝廷改用金本位制的，是駐俄公使胡惟德。1903年初，在一份奏折中，他認為，“當今環(huán)球各國皆以用金矣，而吾國豈可獨居其后乎”。

　　清廷考慮要實行金本位，則要籌集巨額黃金，而當時世界上金本位制蔚然成風，金價步步高企，中國以銀換金，可能會更加虧本。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清末中國白銀是事實上的基本貨幣，如果幣制和黃金掛鉤，白銀價格一落千丈，通貨膨脹就會惡性化、常態(tài)化，使得海內(nèi)外商人都會失去投資和貿(mào)易的興趣。

　　然而，清末討論了近10年的幣制問題，以朝廷確定銀本位制而告終，但這一套金融政策尚未展布，僅僅一年半以后，辛亥革命爆發(fā)，清政府轟然倒塌。

　　●回到銀本位制

　　幣制問題關系國家金融命脈，中華民國成立不久，袁世凱就在財政部下面設立幣制委員會，繼續(xù)研究這一問題。

　　荷蘭著名金融家衛(wèi)斯林對中國非常熟悉，清末他就是朝廷的幣制顧問。周學熙擔任袁政府的財政總長后，與他反復研究，終于決定，中國必須實行金匯兌本位制。

　　但是，袁世凱終究沒有采納這一意見。1914年初，北京政府頒布《國幣條例》，還是決定“謀幣制之統(tǒng)一”為第一要務，先確定銀本位制，“一俟將來商業(yè)發(fā)達，再行改為金本位”。

　　也就是說，從清末到民初，12年來國內(nèi)外金融家提出無數(shù)方案，最后還是采納了銀本位制，和之前不同的是，開始鑄造“國幣”——也就是后世所稱的“袁大頭”銀圓，以彰顯主權(quán)信用。至于金本位制，還算是將來目標。

　　1916年袁世凱去世后，當時國內(nèi)政局紊亂，南北分裂，連北洋內(nèi)部都互相攻伐。中國的幣制問題，直到孔祥熙在任時才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