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一陣陣眩暈，5歲的美國小姑娘安妮·戈茨丹克突然劇烈嘔吐起來。她們一家剛剛結束了在一個墨西哥小鎮(zhèn)的旅行，正驅車返鄉(xiāng)。到了下午，她左腿猶如刀割，甚至沒辦法靠自己的力量坐起來。

　　“我懷疑這是小兒麻痹癥?！奔彝メt(yī)生奧利佛對焦急驚懼的父母說。這似乎不可能。這一年春天，全美有12萬名兒童接種了卡特實驗室的脊髓灰質疫苗。安妮就是其中一個。

　　在安妮的身體里，疫苗的病毒未被按計劃滅活。它們潛藏在本應催生免疫系統(tǒng)產生抗體的抗原物質里，游走，爆發(fā)。安妮的右腿永久癱瘓了。在以后的人生中，她只能依靠拐杖和輪椅生存，還需要不斷移除因為癱瘓而壞死的組織。

　　她遇上的，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wèi)生事故之一。

　　那是1955年春天。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下屬的生物制品控制實驗室里，電話鈴聲不斷響起。這批脊髓灰質疫苗令4萬接種者染病，連帶傳染了1萬人。最終，164人永久癱瘓，5人死亡。

　　這一事故使不少美國人拒絕注射疫苗。

　　消耗的信任怎么修復？這個國家花了60年做這件事。

　　這場瘟疫是人為的

　　事故發(fā)生兩年后，安妮坐上了原告席，寬松的紅色毛衣遮掩著她殘疾的身體。這是此后極大影響疫苗管理流程的戈茨丹克訴卡特實驗室一案。

　　她代表了兩年來整個美國的呼聲：如果我們不知道災害是如何發(fā)生的，那么它必將再次發(fā)生。

　　安妮所遭遇的病痛，并非俗稱為“惡魔抽簽”的合格疫苗引發(fā)的嚴重不良反應，也不是與疫苗不相干的偶合反應。

　　事實上，事件爆發(fā)后不到一個月，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前身——流行病信息服務部（EIS）——就展開了針對卡特事故的調查。

　　為了查明事情真相，這支團隊收集起這年春天所有小兒麻痹癥病例，還將感染情況與前五個春天的情況進行對比。

　　病人信息的確定是尤為重要的：病人年紀多大、住哪兒、有什么癥狀；有沒有接受疫苗接種，有沒有接觸過接種疫苗的人，具體是哪一批疫苗；此人體內能否被檢測出脊髓灰質病毒，具體是哪種。

　　這場災害的綿延版圖終于清晰地展現在他們眼前。

　　所有發(fā)病者接種的疫苗都來自同一家公司：位于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實驗室。

　　后來回顧，危機早在一開始就有跡象顯露。

　　不止一個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根據當時的法律，政府文件是生產疫苗的唯一參照。醫(yī)學家索爾克的疫苗生產注意事項有55頁長，而實驗室分發(fā)給各個生產商的注意事項只有5頁長，標題就是“最低標準”。

　　監(jiān)管的實際效率值得懷疑。法律并不強制要求制造商告知政府哪一批疫苗沒有通過安全測試。這樣，只要制造商不提交有問題的疫苗植株，政府就根本不知道有這么一回事兒。

　　疫苗執(zhí)照的審核也被一種倉促的熱情裹挾了。評估會在密歇根州安娜堡一間香煙味兒嗆人的酒店房間里舉行。直到下午快3點鐘，人才全部到齊。沒有人提前看過審批報告，而他們被要求傍晚拿出決策來。

　　五家實驗室的疫苗執(zhí)照都審核通過。當天晚上，全國各地的診所陸續(xù)收到裝有疫苗的紙盒，上面標注著“加急”。

　　隨后，在自己家二層的陽光房里，安妮完成了脊髓灰質疫苗接種。這種由醫(yī)學家索爾克研發(fā)的疫苗剛剛獲得接種執(zhí)照。在大學工作的父母毫不猶豫地選擇為女兒做好準備。小姑娘并不知道命運已經在那一刻轉折，心里還惦念著長大后做個獸醫(yī)的夢想。

　　“這場瘟疫是人為的?！焙髞?，傳染病學家保羅奧菲特在《卡特事故：世界上第一例脊髓灰質疫苗如何導致疫苗恐慌》里，給這段往事寫下這樣的標題。

　　事故中另一個重要角色是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當時的名稱是“美國海軍醫(yī)療服務機構衛(wèi)生實驗室”）。

　　早在20世紀初，美國就曾發(fā)生過天花疫苗被污染的事故。事后追溯源頭，人們發(fā)現為疫苗提供血清的名叫“吉姆”的馬，早已感染了破傷風。這件事讓美國上下意識到，必須引入一個強有力的機構，對疫苗生產全程進行監(jiān)督管理。

　　1902年7月，《生物制品控制法》由議會決議生效。從這時起，包括疫苗在內，“一切抵御疾病”的生物制劑聯邦政府有權統(tǒng)一監(jiān)管。也就是說，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將監(jiān)管與此有關的一切。

　　但實際操作層面，這片宏大的藍圖蓋在一個45人的小機構頭上。

　　生物制品控制實驗室肩負著測試200種不同的產品和超過150家機構的責任。盡管成員都是醫(yī)生或科學家，但在那個殘酷的春天，這里沒有一個人正經學習過脊髓灰質病毒。

　　如今在美國，疫苗不良反應的受害者只需要填寫表格就能進入索賠程序

　　官司如何定案，陪審團整整討論了28天，安妮大多數時候都和媽媽在休息室里耐心地等待著。最終，她們獲得14.73萬美元的巨額賠款。陪審團裁定，這起事故的“罪魁禍首”是負責監(jiān)管的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而卡特實驗室，雖然在疫苗的研制中并無失職，仍需要對疫苗的不良反應負責。

　　此后再有疫苗不良反應發(fā)生，受害者都可以援引這次的判決要求疫苗生產企業(yè)賠償，而無需證明它在生產過程中失職。

　　從此，“無過錯責任”即“嚴格產品責任制度”被建立起來。更多疫苗受害者的索賠之門被這場訴訟打開。

　　此外，一個嚴格的疫苗監(jiān)管體系被建立起來。

　　1990年，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與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共同建立了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tǒng)。不論是醫(yī)護人員、疫苗生產者還是疫苗接種者，不需要任何知識門檻，隨時能向這一系統(tǒng)報告疫苗接種不良事件。通過這一系統(tǒng)，還能隨時查詢問題疫苗的同批次藥品。

　　卡特事故爆發(fā)后，曾有不少大受驚嚇的美國家長拒絕給孩子注射疫苗。這似乎是平常百姓應對天降大禍的通常反應。20世紀70年代，倫敦爆發(fā)百日咳疫苗不良反應，英國接種率狂降了一半；日本的反應則更嚴重，不到十分之一的人選擇接受疫苗接種。

　　這些抵制接種行動使一些傳染病死灰復燃，在英國，每10萬人中突發(fā)百日咳發(fā)病的人數由1個人上升為200個人。日本則爆發(fā)出現1.3萬多病例。

　　實際上，根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統(tǒng)計，免疫接種每年能避免200萬至300萬人死亡，是抵御傳染疾病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向病毒沖擊的“回火（backfire）”擊中了自己，有媒體這么形容卡特事故。

　　既以火種抵御黑暗侵襲，就有被灼傷的風險。疫苗從生產到最終注射，太多環(huán)節(jié)可能出錯了。這樣的風險并不局限于某一個地區(qū)或時代。

　　1902年，印度，107人接種了被破傷風桿菌污染的鼠疫疫苗，19人死亡。

　　1928年，澳大利亞，白喉疫苗被金黃色葡萄球菌污染，12名接種兒童死于敗血癥，6名病重。

　　20世紀30年代，德國，有毒性的結核桿菌與卡介苗被保存在同一個實驗室， 251名嬰兒誤服，72名死亡，死者中只有一位撐過了1周歲。

　　……

　　在1957年因卡特實驗室對安妮的巨額賠償而歡欣鼓舞的公眾沒有想到，該裁決增加了藥物企業(yè)潛在的賠償責任，他們不愿意在疫苗生產上投入了。第二年，流感疫苗的短缺危機爆發(fā)。

　　針對這種情況，美國國會1986年通過《國家兒童疫苗接種傷害法案》。這為兒童時期接種疫苗而致傷的人們獲得救濟確立了法律依據。疫苗生產企業(yè)的壓力減少了。

　　兩年后，“國際疫苗傷害賠償計劃（VICP）”通過并實施，為受害者提供簡捷的索賠程序。

　　如今在美國，疫苗不良反應的受害者只需要填寫表格就能進入索賠程序，并不需要走法律程序。用于賠償的信托資金主要來自疫苗生產企業(yè)根據銷售所得繳納的基金，以及政府撥款和捐款。企業(yè)的賠償風險被分散了，受害者也避免了曠日持久的官司。

　　至今，VICP已經覆蓋了所有由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推薦的所有對兒童常規(guī)實施的疫苗。截至2006年，受害者申請案例已經達到11947例，經審查獲得救濟的有2017例，支付總金額達到16.2億美元。

　　這種醫(yī)療上的悲劇或許無法避免，但絕不能漠然接受

　　在世界范圍內，許多國家針對疫苗不良反應受害者都有各自的補償計劃。

　　與美國市場化運行的救濟金補償方式不同，英國和日本采取的是行政補給模式。在1979年英國《疫苗損害補償法》和1976年日本《預防接種法》保障下，資金來自國家撥款，補償計劃涵蓋常用疫苗。申請人只需填表即可開始索賠程序。

　　瑞典則在1962年通過《全國保險法》，展開責任保險補償模式。幾乎所有瑞典制藥公司和進口商都成為了藥品保險協會的成員。

　　1972年，美國生物制品審評和研究中心（CBER）從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分離出來。在它的主導下，各個環(huán)節(jié)都被量化監(jiān)管起來。以儲存為例，疫苗的裝運和到貨的時間間隔，日常儲存冷藏室和冷凍室的溫度都有明文規(guī)定。冰箱中被要求放置大瓶裝的水，以減少開關門對箱內溫度的影響。儲存場所負責人還要制定應急預案，應對突然斷電或者機械故障。

　　距離卡特事故已過去60年。如今，美國疫苗獲得批準需要整整一年，支持材料足足有6000頁。

　　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tǒng)下，一支疫苗安全團隊隨時待命作出快速反應。市場上任何疫苗一旦被認定對公眾有實質危險，就會被責令召回或下架。

　　與此同時，任何違規(guī)操作都可能觸發(fā)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檢查機制，令疫苗生產商付出高昂的代價。

　　疫苗事故導致的殘疾，擊碎了安妮的獸醫(yī)夢。但在隨后的歲月里，她利用補償款上了大學，成為了一名教授。如今，她和丈夫女兒居住在一間滿是書架的房子里，養(yǎng)著兩只寵物狗、4只貓和一條蛇。她幸存了下來，與命運的錯誤纏斗，追上了生活。

　　然而，風險并沒有消失。下一個安妮還在這世界某處沉默著，帶著對未來的幻想。在自己書籍的結尾，奧菲特寫道：“與殺害我們孩子的疾病抗爭，在某種程度上像一場戰(zhàn)爭。當我們還擊，無辜的人有時候會被誤傷。這種醫(yī)療悲劇或許無法避免，但絕不能漠然接受?！?

　　正如學者所預言的那樣，2013年底，“高溫疫苗事件”同樣在公共衛(wèi)生事業(yè)已經高度發(fā)達的香港發(fā)生。香港東華醫(yī)院一個儲存疫苗的冰箱達到了10攝氏度，比指定溫度高了2到8攝氏度。

　　只是，這一次，沒有多少恐慌，也并沒有傷亡。在例行檢查中發(fā)現問題后，院方銷毀了冰箱中剩余的30多支疫苗，一個個找到了此前在這里接種流感疫苗的116人，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的7人以及另外4位接種乙型肝炎疫苗的市民。一場本可能釀成災禍的事故，在透明的信息面前消弭于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