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何以能在商戰(zhàn)中著著取勝，華商何以會在商戰(zhàn)中步步敗北，這是20世紀初中國愛國商人和有識之士冥思苦想的一個問題。他們通過調查研究和總結經(jīng)驗教訓，終于得出這樣的結論：外商所以能在商戰(zhàn)中取勝，主要得力于商會，有商會而使列強官商一氣，眾商一心；華商所以會在商戰(zhàn)中失敗，則由于官商隔閡，眾商渙散；華商欲戰(zhàn)勝外商，必須溝通官商，聯(lián)結眾商，其根本之法在于設立中國的商會。

　　從1985年起，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向國人介紹外國商會在其本國經(jīng)濟發(fā)展和對外經(jīng)濟擴張中的作用。鄭觀應說：西方各國每個商業(yè)都市都設有商會；日本于明治維新后，各處設立商務局（即商會），集思廣益，精益求精，如有洋商買賣不公，即告知商務局，集眾聯(lián)盟，不與交易，因而商業(yè)大振。戊戌維新運動的倡導者康有為，在他給光緒皇帝的《公車上書》中評論西方各國商會的作用說：明朝時葡萄牙之通澳門，荷蘭之占南洋，英人乾隆時之取印度，道光時之犯廣州，都依靠商會之力。他還在1898年的《條陳商務折》中指出：英國人所以能占領美洲、澳洲，都依靠了商會的力量；外國洋貨能暢銷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商會聯(lián)結其間，使他們官商相通，上下一體，所以能制造出精美的產(chǎn)品，能廣泛占領中國的市場。

　　這些力圖變法圖強的愛國紳商和知識分子，在介紹西方商會的同時，提出設立中國商會的建議和設想。鄭觀應指出：朝廷如果想要振興商務，就應該準許各省設立商務總局（即總商會），并讓各地商人自行擇地設立商務分局（即分商會）。他還詳細地設計了商務局的組織原則、職責功能和運作方式：無論總局、分局，都應由當?shù)馗餍袠I(yè)推選一名代表為商董組成，再由全體商董從中選舉公正廉明、老成練達、素有聲望的商人為總董，由其主持日常局務，負責與官府協(xié)商，處理一切商賈要務及助資獎勵等辦法。全體商董或一月一會，或一月兩會。每逢開會之日，各業(yè)商人聚集會所，討論本業(yè)發(fā)展之方、市面行情、盛衰之因、消長之機、補救之處，擴充之為業(yè)等一切商業(yè)要務。康有為建議朝廷命令各省設立商會，由商務大臣統(tǒng)一領導，由各地商人自行籌辦，務使上下通氣，迅速興起。

　　狀元出身的南通紳商張謇，在1896年時專門寫了一篇《商會論》的文章，詳細論述了商會的必要性和組建方式及其職能。他指出，不設商會，商人就沒有用武之地。因此，各省應設立總會，各府應設分會。各分會會長的職責是考察所屬各縣的物產(chǎn)、風俗、民情、生產(chǎn)、市情；向總會提出哪些應該興辦、哪些需要改革、哪些必須改變，及其原因和實施辦法。各總會的督辦，責在考核各分會會長所提出的報告，決定其行止，并上報總督、巡撫等省政府長官。

　　就是清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也產(chǎn)生了類似的認識。該衙門在1896年提交的《奏復請講求商務折》中，明確表示贊同在沿海各省會和通商大埠設立商務局，奏折指出，西方列強以商會致富，我國亦應在各省設立商務局，從而能多維護華商之利益，漸收已失之利權，實為當務之急，并將上述紳商們所提出的主張詳加陳述，建議朝廷從速實施。

　　至戊戌維新高潮之時，還有人擬訂了較為詳細的商務章程，名為《擬中國建立商業(yè)總會章程》中聲稱：以講求中外商學商務，以振興中國全國商務為宗旨。全章程分為兩章13條，規(guī)定主要的活動內容是促進鐵道、輪船、軍艦、兵器、機器、鋼鐵、采礦、農(nóng)牧、紡織、商貿等業(yè)的發(fā)展。其內容雖然比較簡略，也不很完善，但是它所規(guī)定的宗旨和職能已與西方商會差異無幾。這大概是中國人制定的第一個商會章程。

　　在紳商和有關大臣的建議下，力行新政的光緒皇帝于1898年6月12日發(fā)出了第一道籌辦商務局的諭旨，接著又于7月和8月兩次傳旨劉申一、張之洞等各省大吏抓緊建立商務局，從此各省商務局陸續(xù)建立起來。但其組織性質和功能與紳商們所設計的商會則相去甚遠，只是各省政府所屬的一個商務行政機構。名符其實的商會的產(chǎn)生尚待時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