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欣之

　　郎咸平曾把比爾·蓋茨、巴菲特等人評為美國的新貴族，最主要原因是他們有著對美國社會的社會責任，具體行為是他們都決定把財產(chǎn)全部捐給社會，而給子女僅留下相對極少的生活費。那么，什么是新貴族精神呢？新貴族精神需要什么樣的存在土壤呢？

　　由于中國的貴族文化在歷史中作用不明顯，有學者認為只有在春秋戰(zhàn)國和漢晉時期中國出現(xiàn)過貴族文化，在科舉制建立后，由于打通了平民晉升的渠道，所以貴族文化日漸敗落。我們今天拋開中國的貴族文化不談，以歐洲為例簡單地歸納一下貴族的特點。歐洲貴族在各國文化中實質(zhì)上都是一個既得利益集體。而且貴族一般要具備兩個特征：一是維護和延續(xù)既得利益；二是以血緣為紐帶傳承。

　　至于如何維護和延續(xù)既得利益不是我們此文討論的重點，此文目的是就是新貴族主義，以比爾·蓋茨、巴菲特為代表的新貴族集團既然能把全部財產(chǎn)捐獻給國家，說明他們也是懂得如何維護和延續(xù)既得利益，從此點不能說明新貴族主義的“新”字，而對“新”字的突破恰恰反應在貴族的第二個特點上，即打破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傳承。

　　可能是出于任何動物的本性，血緣一直也是人類難以突破的價值聯(lián)系。但為什么新貴族能沖破血緣的價值鏈呢？筆者的答案是——社會責任。舊貴族不是沒有社會責任，而是其社會責任還是狹義的定義為家族既得利益的傳承。而新貴族的社會責任真正達到了人類共同價值觀的高度，可能有人認為筆者的評價過于夸張，因為所謂新貴族也只是一些生意成功人士罷了。但筆者還是以為，以現(xiàn)今的商場競爭程度，如果沒有一個極高的戰(zhàn)略制高點，是不可能取得頂級的成就，而戰(zhàn)略制高點正是要建立在人類的普世價值觀之上。

　　新貴族精神的存在僅僅依靠普世價值觀嗎？否！其更重要的是制度保證。把財產(chǎn)捐獻給國家不是什么新鮮舉措，古今中外都不乏先例，但我們是否反思過:這種行為是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我們只要稍加回憶就可以記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有多少仁人志士把全部財產(chǎn)捐獻給新中國，其中有藏書、有字畫、有秘方、有史料，當然也不乏巨額資產(chǎn)。但反觀今日，類似的新聞還有嗎？所以擺在我們面前最有意思的實例是，新貴族精神在中國出現(xiàn)比美國至少早六十年，但結(jié)果呢？不排除由于社會主義道路沒有什么可以借鑒，所以走了一些彎路，但今天我們只有對正確既定的道路持之以恒，在中華大地才能再有新貴族的出現(xiàn)。

　　所以，人們在盛贊新貴族精神的同時，更要說明新貴族精神需要的土壤——制度保障。舊貴族也好，新貴族也罷，都是理性的人群，他們最關注的永遠是，什么樣的規(guī)則能保證他們的財產(chǎn)按照其最初的愿望實現(xiàn)其價值。在新社會，我們無需根據(jù)個人樸素的階級情感而排斥貴族階層，新社會要求我們?nèi)ヌ剿饕环N公共的制度設計，使其他人心悅誠服，一部分人心安理得地成為新貴族，而新貴族們更是對制度充滿信任，責無旁貸地履行著自己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