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點金指

　　□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許維鴻

　　全球發(fā)達經濟體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執(zhí)行“負利率”政策。據海外媒體統(tǒng)計，占全球GDP24%的國家其央行執(zhí)行負利率；而在債券市場上，超過7000億美元等價的債券已經是負利率（收益）。雖然之前日本和德國的短期國債也曾出現短暫的負利率，但是如此大面積的負利率現象，還是讓很多金融從業(yè)人員和經濟學家恐慌——誠然，這種恐慌既是對陌生金融邏輯的恐懼，更是對負利率時代財富被掠奪的恐懼。對于尚處于正利率環(huán)境的中國，切不可亂了方寸。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大面積的負利率到底對于資產價格意味著什么？到底誰的財富在被掠奪？

　　負利率背景下，最直接的被掠奪者，是那些負利率貨幣的現金持有者以及貨幣基金的持有者。雖然目前歐美商業(yè)銀行還沒有貿然對自己的儲戶實行負利率，但是貨幣基金的收益率已危在旦夕。其實，這也是歐美央行的負利率政策真實用心——他們希望私人資本不要躺在儲蓄賬戶上孳息，而應該投入實體經濟，置換那些因為次貸危機而被投入的國家資本，助推經濟結構化轉型。

　　這種似曾相識的語言體系，跟中國目前積極推進的供給側改革異曲同工，都是通過更多的私有資本投入，解決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問題，最終實現良性的充分就業(yè)和適度通脹。以歐元區(qū)為例，在全世界都在熙熙攘攘地討論希臘未來的時候，歐元區(qū)最大的“問題”經濟體西班牙實現強勁復蘇。要知道，希臘經濟總量在歐元區(qū)只占1.7%，而西班牙則占10.4%，西班牙的失業(yè)人口幾乎占整個歐元區(qū)失業(yè)人口的三分之一。

　　次貸危機后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打擊了西班牙房地產市場，直到2013年3季度，西班牙的國債融資成本才趨于穩(wěn)定，GDP也重新回到正增長，但其后的復蘇態(tài)勢卻頗為亮眼：在歐洲央行的強力支持下，西班牙銀行業(yè)在獲得大量資本注入后完成資本重組，房地產資產所帶來的賬面壞賬已被逐漸剝離，風險得到很大程度的釋放。另一方面，西班牙財政支出在歷經多年的緊縮政策后，在2016年終于迎來增長，開始嘗試削減居民個人所得稅，供給側改革在寬松貨幣政策下取得初步成效。

　　可見，歐元區(qū)的負利率政策實質，是用購買歐洲主權債務的資本，補貼危機國家的實體經濟，實現對國際財務投資者的財富掠奪。在這個層面，不幸“躺槍”的除了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家——中國，還有更為依賴“金邊債券”投資的中東石油美元，以及日本、韓國等亞洲制造業(yè)財富國家主權投資。雪上加霜的是，雖然美國還沒有明目張膽地實行“名義負利率”，但是美聯儲利率早已多年低于通貨膨脹率，也就是“實際負利率”，更是無形之中掠奪國際低風險偏好的財務投資者。

　　為了應對這種財富被掠奪的被動局面，中國的“一帶一路”再開放戰(zhàn)略和國內的供給側調結構，是發(fā)展中經濟體的最佳策略組合。畢竟，人民幣是世界主要經濟體唯一正利率貨幣，國內金融市場擔心的“豬周期”沒有給三月的CPI帶來過大沖擊，中國巨大的內需消費升級和消費細分，也給供給側改革更大的騰挪空間。

　　值得警覺的是，每一個供給側改革宏觀調結構政策，“去落后產能、去多余庫存”首先帶來的，必然是宏觀經濟的減速和失業(yè)率上升，通常還伴有政治不穩(wěn)定。以西班牙為例，歐元區(qū)之所以不厭其煩、刻意地把國際金融市場目光引向希臘，就是為了“掩護”西班牙和意大利兩大經濟體的供給側改革陣痛；2015年底，西班牙長期穩(wěn)定的國內政局也史無前例的動蕩，新興的極左派在西班牙議會影響力大增，更是昭示供給側改革所面對的國內既有利益格局的挑戰(zhàn)。

　　歸根到底，負利率是全球資本過剩大環(huán)境下的博弈格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最佳應對，應該是穩(wěn)健保持正常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推進人民幣國家化下的“一帶一路”投資。而且，全球主要貨幣的實際負利率和名義負利率，也讓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融資成本顯著降低，令可持續(xù)發(fā)展有一個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我們切不可完全用自己的外匯儲備補貼“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產能合作。我們需要說服世界的是，全球央行的負利率政策進一步凸顯中國優(yōu)勢，初步完成城鎮(zhèn)化的中國消費者，儲蓄習慣、消費習慣都在迅速地改變，世界范圍內的財務投資者必然會看到中國中西部基礎設施的穩(wěn)健收益和巨大的個性化消費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