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武英

　　1月16日，歌手姚貝娜終究沒有逃脫乳癌魔掌而不幸離世的消息令人惋惜，而就在人們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她的懷念之情時，藝術圈的微信中，卻轉述著另外一個沉重的故事，故事起因，同樣因為“乳癌”。

　　在姚貝娜離世不久，山西大學美術學院油畫系教師王璟在朋友圈中說道，自己于2014年最后一天被查出乳癌，“當時我正在國家博物館和朋友一起看羅丹的雕塑展，腦袋懵掉。直到今天早上醫(yī)生在化療前和我談話，我還是不甘心地問了一句：確定是惡性腫瘤嗎？有沒有被誤診的可能？”王璟說，自己為此不知哭過多少次，最后才不得不決定接受這樣的現(xiàn)實。“既然病魔選擇了我，我只能面對。”接下來，治療費不菲，除了要連續(xù)七八個月接受化療外，還將持續(xù)吃5年的藥品，這對于在普通家庭中長大，依靠工薪生存的王璟來說，的確難以承受。王璟說，她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購買自己的作品，而且還特別強調(diào)，自己不接受無償?shù)木栀?，“因為我認為一個人無論何時都應該保持獨立的人格和尊嚴，我雖然病了，還是可以畫畫，慢慢畫，康復了再繼續(xù)創(chuàng)作?！?/p>

　　這段令人唏噓又不失尊敬的話，連同她的故事一起迅速占領藝術界的微信朋友圈。經(jīng)核實，這個年輕的女孩，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油畫系，生于1986年的她今年還不到30歲，在這個談“癌”色變的重污染時代，一些人的情緒很快被女孩的不幸經(jīng)歷帶入對病魔的恐懼與咒罵中，而另一些人，則在她的年齡背后，看到了中國當代年輕藝術家生存的困境。

　　其實，如果不是遇到病魔，在大學任教的王璟屬于從事藝術行業(yè)中生存比較穩(wěn)定甚至優(yōu)越的一群人，大多從藝術院校畢業(yè)的大學生，如果沒有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想成為一位專職的藝術家，生活境遇不容樂觀。

　　筆者認識的一位80后的藝術家，畢業(yè)后想做職業(yè)畫家，但很快就發(fā)現(xiàn)，如果沒有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在北京吃穿都有問題，更別說負擔高昂的創(chuàng)作費用了。他很快找了一家雜志社做藝術欄目的記者，工資不高，采訪任務重，雖然留給自己創(chuàng)作的時間少之又少，但他依然堅持創(chuàng)作，哪怕每天只休息幾個鐘頭。他先是和幾位同學在北京五環(huán)外合租了一個三室的房子，由于五環(huán)外的不利交通實在不方便自己周末去看看市中心小劇場的話劇、舞臺劇，于是又搬到二環(huán)附近的一個老舊不堪的小區(qū)，好在房東是個愛藝術的人，將房租降到五環(huán)外的水平，而這位年輕的藝術家，為了彌補房東的經(jīng)濟損失，每年年底都會送給房東幾幅自己的作品。

　　這樣的日子持續(xù)了幾年，依然沒有很好的畫廊想代理這位藝術家的作品，很多畫已經(jīng)賣得很好的同學提點他，“要想成功，就要混各種有用沒用的圈子，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認識你，在這個靠媒體、靠眼球、靠人脈的藝術圈中，想知名就要混江湖”。而這位藝術家偏又是清高不愿求人的，好在他也有自己的圈子，一些同樣清貧，有著藝術理想和文人清高的年輕人，他們畫自己的畫，有時聚在一起做一些小型展覽，盡管大多數(shù)情況下，這樣的展覽不會有人來買畫，但是藝術家之間可以彼此欣賞、品鑒，自娛自樂。

　　不過，和這位堅持自己品格的藝術家不同，還有一些年輕的藝術家過于輕信“出名要靠博眼球”。2013年，北京望京深夜的街道上，時不時會出現(xiàn)一個裸奔的男子，或騎著小摩托，或扛著十字架，或抱著充氣人模。兩個月后，畢業(yè)于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一位藝術家，在微博上以文配圖的形式，公開了自己“裸奔哥”的身份。

　　“裸奔哥”雖然紅了，但這樣的炒作被媒體乃至大眾詬病。畢竟“嘩眾取寵”的所謂藝術，在充當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后，便會被人唾棄在地。不過，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年輕藝術家的生存困境。

　　去年底北京舉辦了一個展示中國當代藝術“底層”生活的影像展，策展人林書傳說了這樣一句話：“北京，是一個讓人愛恨交加的城市，這里有最好的展覽空間、最職業(yè)的觀眾、最權威的媒體、最慷慨的藏家，有錢、有資源、有星探、有香檳、有人整天跟你談論藝術。與此相對，北京每天還充斥著無效的展覽、重復的評論、無休止的應酬、復雜的圈子、無關藝術的交易。藝術家每天都應付或迎合著媒體，敷衍或討好著藏家，保持著與市場若即若離的曖昧關系。北京，這樣一個機會與危險并存的城市，成就著藝術家，也摧毀著藝術家。”

　　這也許就是年輕藝術家所要面對的一切，它可以是一種成功的機遇，也可以是一種比乳癌更痛的心靈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