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yè)部管理干部學院趙軍潔

　　隨著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進程加速推進，農村承包地“命根子”的社會保障功能逐漸弱化，取而代之，其市場要素性、財產性功能不斷強化。如何高效配置利用農地資源發(fā)展農業(yè)規(guī)模經營，已成為當前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焦點問題。然而“離鄉(xiāng)不離土”依然是我國大部分農村人口流動的主要形式，其導致的農村有效勞動力不足、農地粗放經營、農地經營成本高等問題日益凸顯。引導有意愿、有能力的農民自愿有償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將是提高農地利用效率，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并促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一條有效途徑。然而，如何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自愿有償退出，卻成為當前學界和地方實踐的一道難題。陜西省藍田縣董嶺村開展的“農地產權比例化市場流轉試驗”可謂破冰之舉。

　　簡單地說，董嶺村開展的實際上是“農地承包經營權比例化市場流轉試驗”，通過將土地承包經營權按集體占51%、農民占49%的比例分配后再市場化流轉，由集體或第三方發(fā)展農業(yè)規(guī)模經營，農民獲得49%的收益，并享受保底收益和二次分紅，其余51%收益作為農民土地社會保障金，用于解決失地農民的生存和就業(yè)保障問題。這一做法實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由農戶支配（改革前農戶占100%）到集體支配（改革后集體占51%、農戶占49%）的轉變，同時實現了土地經營控制權由農戶到集體的轉移，這無疑為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提供了一次有益嘗試。然而，引導農民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還需穩(wěn)妥審慎推進，需要把握好以下五個關鍵問題。

　　一是農民自愿的問題。堅持農民自愿，切實保障農民權益是做好“三農”工作的前提。搞“一刀切”、靠行政強制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必然會損害農民權益，甚至破壞農村社會的穩(wěn)定，都是不可取的。

　　二是退出補償的問題。設計合理的退出補償機制是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順暢退出的核心，具體包括補償責任主體的明確（誰來補）、補償標準的設定（補多少）、補償路徑的構建（怎么補）、補償資金來源（錢哪來）等四個問題，這都需要在實踐中尋求答案。

　　三是農地處置的問題。充分發(fā)揮市場作用高效配置利用農地資源，強化規(guī)模經營的溢出效益，才能實現與退出補償的有效銜接，而這也是董嶺村之所以能順利開展“農地產權比例化市場流轉試驗”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二輪承包期結束后，退出的土地如何處置也將面臨制度和法律上的障礙。

　　四是失地農民的問題。失地農民雖然能獲得一定的退出補償，但仍面臨失業(yè)、社會保障、制度法律等風險，如何構建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風險控制機制，防范農民的退地風險，是需要認真考量的一個重要問題。

　　五是集體資產管理的問題。農民將全部或部分土地承包經營權退給集體，集體將擁有充分的經營控制權和話語權，如何實現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并防范可能產生的尋租空間，是確保集體資產得以有效管理的兩個重要問題。

　　總的來看，董嶺村開展的“農地產權比例化市場流轉試驗”對于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無疑是積極有益的，但要推而廣之，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踐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