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市場高度聯(lián)動、現(xiàn)有穩(wěn)定機制存在功能性缺位、貨幣擔保體系行為邊界明顯不足的今天，無論是關乎各國經濟發(fā)展的金融穩(wěn)定還是后牙買加體系時代全球三邊均勢金融格局的塑造，亟需有實力參與主體加強溝通與協(xié)調。在此過程中，中美作為兩大主要經濟體，理應在合作性博弈的基礎上，找到彼此利益交集，并通過相關行動機制，發(fā)揮體系重構過程中的積極主導作用。

　　作為2016年20國集團（G20）峰會的東道主，作為經濟規(guī)模僅次于美國的超級新興經濟體，中國十分重視即將在上海舉辦的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亦對今年晚些時候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可能取得的成果寄予厚望。

　　對G20作用

　　不應過高期望

　　按照中國官方對G20會議屬性的定位，這是當今全球重要經濟體的聯(lián)合協(xié)調機制，意味著無論是討論具體事務的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還是層次最高的首腦峰會，其實最多只是提供了全球主要經濟體討論關乎全球經濟與金融穩(wěn)定的有關重大問題的機制化平臺。峰會取得的成果能否落實為具體行動，仍有賴于各國的行為自覺。換句話說，盡管G20一般被稱為20國集團，但其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而存在，并非有著嚴密制度設計與配套執(zhí)行力的國際組織。因此，不能無限放大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基于此，筆者并不認同所謂中國可以牽頭在此次G20上海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上促成簽署“新廣場協(xié)議”的主張，盡管這其中暗含著對中國作為有實力東道主積極主導會議議題能力的樂觀期許，也代表了在主要經濟體推行“以鄰為壑”貨幣政策的大背景下，世人對推動全球宏觀金融治理協(xié)調能夠在短期內取得重要成果的良好愿望，但這畢竟是一個話語權與一國軟硬實力呈正相關的時代，指望美聯(lián)儲與全球其他主要央行簽署新的廣場協(xié)議，說易行難。

　　國際金融動蕩成因復雜

　　毋庸置疑，進入2016年之后，全球金融形勢愈加不穩(wěn)定，股市、匯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場均出現(xiàn)大幅動蕩，主要經濟體幾乎無一幸免。美國坐等各國送錢上門；日本在急火攻心之下放大招，實行負利率，日本股市隨后遭遇重創(chuàng)，但日元強勢升值發(fā)揮了一定的避險功能；歐洲可謂腹背受敵，既要應對英國“退歐”，又要避免區(qū)內經濟衰退。至于向來不缺經濟彈藥的中國，則是遭遇罕見匯率波動，國際做空力量不斷測試中國央行的回擊能力。究其原因，不少市場人士均將其與美聯(lián)儲加息掛鉤。剛剛連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也呼吁美國、日本和歐洲要重新審視各自經濟政策的“異步性”，各國不要指望他國為其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買單。

　　的確，這是一個全球金融市場高度聯(lián)動、現(xiàn)有穩(wěn)定機制存在功能性缺位、貨幣擔保體系行為邊界明顯不足的世界，各種力量體系交織，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或國際經濟組織能夠獨立維護全球經濟與金融穩(wěn)定。將全球近期的金融動蕩歸咎于美聯(lián)儲加息，盡管有一定道理，但站在美國的角度，會認為這并不公平。何況美國做出加息決策主要基于對本國經濟基本面改善的判斷。至于其對全球市場會造成怎樣的沖擊，既在美聯(lián)儲的考慮范圍又并非美聯(lián)儲關注的全部。畢竟在白宮看來，國家利益遠遠高于國際責任。而美國以及主要西方經濟體近期一再提醒中國要加強本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溝通，其實已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中國作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重要影響。

　　中美核心差距

　　在金融領域

　　中國最高決策層十分清楚，中國與美國和核心差距就在金融領域。因為金融是全球最高層面的分工表現(xiàn)形式，是基于定價與交易規(guī)則的財富分配轉換器，其復雜設計與運營管理需要深厚的經驗積累，更需要力量杠桿的發(fā)育。作為超級新興經濟體，中國要在全球頂尖層面的貨幣與金融分工中擁有一席之地并切實維護本國核心利益，就必須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杠桿，積極爭取全球資產定價權。世人發(fā)現(xiàn)，剛剛過去的2015年，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中國不僅如愿實現(xiàn)了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俱樂部，更自主建成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tǒng)（CIPS）一期并成功上線運營，這是中國穩(wěn)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步驟，旨在為不斷擴充國際行為空間的人民幣提供一個全球范圍內的交易轉換器，實現(xiàn)國內外有關支付系統(tǒng)的有效對接。而這些貨幣國際化基礎設施建設，在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中，目前只有中國有能力實施。從支撐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基礎性條件來看，人民幣完全可以且應該成為繼英鎊和美元之后全球第三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貨幣，不過這一過程注定曲折。事實上，人民幣近期遭遇了較為劇烈的匯率波動，就是內部能力建設不足與外部多維壓力合成的結果。但從歷史的長波來看，這是人民幣完成自身角色定位戰(zhàn)略性切換過程中必然遇到的重要風險之一，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管理復雜金融系統(tǒng)能力儲備能力尚顯不足的具體表現(xiàn)。

　　美國決策層同樣十分清楚，盡管中國正在技術領域努力縮小著與美國的差距，但要在金融領域趕超美國短期內并不現(xiàn)實。中國仍然依賴美元資產，人民幣要與美元并駕齊驅至少需要20年時間。但美國是對趨勢變遷極為敏感的國家，中國正在為人民幣發(fā)育成為全球真正意義上的儲備貨幣而搭建相關要素體系，例如密布全球的生產網絡與貿易體系，并加緊將上海建設成為金融交易與定價中心，打造相應的金融制度文化，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支持條件是，中國自2013年以來顯著加快了海上力量體系的建設，并嘗試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安全產品以及金融改革產品，目的也是為人民幣成為國際主要貨幣奠定相關基礎。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