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李建成謚號的修改，沒有勝利者的驕傲姿態(tài)，更多是太宗對建成結(jié)局的憐憫

　　公元626年7月2日，長安城玄武門內(nèi)，秦王李世民殺死長兄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后成功登上帝位，成為后世著名的唐太宗。而太子李建成則被史書記載成沒有才能又荒淫無度之人，甚至連他的死也是數(shù)筆帶過。李建成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也成了困擾歷朝歷代眾多史學(xué)家的未解之謎。

　　一日長安事，回首千年惑。謎題一直到2012年才露出了其神秘的一角。當(dāng)年8月初，西安警方從關(guān)注一個倒賣墓志銘拓片的男子開始，破獲一起特大倒賣文物案件，成功追繳423件涉案文物。而引起警方注意的墓志銘拓片正是李建成的墓志銘。案件告破后，警方將墓志移交給西安博物院進(jìn)行保管。

　　唐代高官的墓志一般多在七八十厘米，大的還有1米多。西安博物院藏品保管部部長伏海翔分析說，李建成墓志卻明顯較小，內(nèi)容也僅僅記載死者名字、謚號、死亡時間、下葬時間和地點等信息。志文全文：大唐故息隱(注：隱為謚號)王墓誌，王諱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注：公元626年)薨於京師，粵以貞觀二年(注：公元628年)歲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作為太子的墓志，55個字實在太過簡短了。寥寥幾句只告訴世人，李建成死于武德九年六月，貞觀二年正月葬于雍州長安縣高陽原（如今西安市丈八溝、郭杜鎮(zhèn)一帶）。

　　有意思的是，墓志上的謚號“大唐故息隱王”中的“隱”字有明顯的修改痕跡。古人的謚號有“美謚”、“平謚”也有“惡謚”比如周厲王、隋煬帝就是惡謚。漢文帝、漢武帝等是“美謚”。墓志作為唐代遺留下的第一手資料，雖不可能明確太宗的意圖，亦不可能對事件有任何的涉及，但卻流露出太宗的真實心態(tài)。關(guān)于李建成的謚號，據(jù)《唐會要》記載，“貞觀二年三月，有司奏謚息王為戾，上令改謚議”。意思是說，有官員提出將建成謚號定立“戾”時，唐太宗不滿意此謚號。之后“杜淹奏改為靈(靈的繁體字)”。

　　伏海翔說，“戾”和“靈”走了兩個極端，“戾”字本意“逆，違背”，有“成者王侯敗者賊”的思維定式，是有司投太宗所好的選擇。但李世民繼位之初，很多大臣原歸屬于李建成集團(tuán)，包括魏征，過低評價與李建成的功績不相符，難免會引起這些大臣的不滿，不利于政權(quán)穩(wěn)固。

　　細(xì)看墓志第一行第五個字，經(jīng)打磨修改后更為“隱”字。磨損痕跡明顯，打磨范圍超出所刻方格之外，刻損形狀為長方形，磨損處長5.3cm，寬4.4cm，厚0.12cm。據(jù)分析，修改時應(yīng)該是先用利器刻損之前的一字，然后用砂石類打磨器將刻損痕跡打磨光滑后再刻字。刻損形狀為長方形，為上下刻損打磨，打磨范圍超出所刻方格之外，所以此字與整篇志文相比，略顯凹陷。對比此字與志文字體，書丹者應(yīng)出自同一人之手。另“隱”字“心”底下0.07cm處有一長0.8cm，寬0.1cm，深約0.16cm的一道線條，基本與“心”的“乚”的折勾平行，至0.8cm處與“乚”的折勾相交，總長1.2cm。從石面上看，造成此字末筆下方參差不齊，石面殘留時斷時續(xù)，與整塊志面的光滑平整形成鮮明對比；從書法結(jié)構(gòu)及筆勢來看，末筆整體略顯僵硬，為有意覆蓋前字痕跡所致。

　　“靈”和“戾”字，前者方正，后者單薄，打磨刻損處理方法不同。若刻損前者，需要方正處理。刻損后者，“戾”字空隙較多，僅需將有字部分磨去，再將空隙部分簡單處理，但實際刻損形制為方形，與“靈”字需刻損如出一轍。如此看來，當(dāng)時太宗確實采用過“杜淹奏改為靈”的意見。

　　將謚號歸為“隱”，太宗既沒有勝利者的驕傲姿態(tài)，也沒有貶低失敗者的命運，更多是太宗對建成結(jié)局的憐憫。太宗的真實想法被合情合理的“隱”字完全表達(dá)，沒有步入失敗者必然被抹黑的必然結(jié)局，脫離了世人的慣性思維，太宗的高明之處正在于此。同時，對當(dāng)時建成和元吉舊部勢力的處置，正是實施安撫的最佳時機(jī)。

　　歷代謚號修改屢見不鮮，而建成謚號類同于朝令夕改的行徑則引人深思，且耐人尋味。不論改前謚號為何，可以肯定，太宗在一番思想斗爭之后，“隱”字最能表達(dá)太宗對建成死后上下權(quán)衡后的一個政治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