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過度沉湎細節(jié)，不能與時俱進，這可以看作日本人在錯看中國上的“技術(shù)性”因素。如果要進一步從立場上分析，則必須指出之所以如此的一個重要根源：日本人的華夷觀念。

　　關(guān)于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伊藤一彥在《戰(zhàn)后日本對中國印象的變遷》中指出，明治維新以前或可稱為“敬仰期”，此后至二戰(zhàn)則為“輕侮期”。但是他發(fā)現(xiàn)，即便在“敬仰期”內(nèi)，也產(chǎn)生了極力否定中國文化影響的國粹主義觀念，而在“輕侮期”里，“對中國古典熱烈的崇拜”依舊存在。這個現(xiàn)象的根源，還是要到“華夷”觀念上去尋求答案。前面已經(jīng)談到日本在對唐交往中的“華夷”觀念的濫觴，事實上，在東亞引進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之前，國族認同基本上是以“華夷之辨”的形式存在的。對于中國，日本“華夷論”的極端會指其為“夷”，溫和者雖承認中國也算“華”，但對日本不像中國頻有“華夷變態(tài)”的危險而驕傲。中國的兩宋時期，先是與“夷狄”的遼稱兄弟，再向金稱臣，最后為元所滅，在日本人看來就是一系列的“華夷變態(tài)”。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才能理解在日本對華態(tài)度的表象性變化背后，一以貫之的正是逐漸強化也愈發(fā)僵化的日本中心的“華夷”觀。

　　《明詩綜》中，錄有日本使節(jié)答里麻的《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一詩，很有趣也值得分析。該詩云：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

　　銀甕蒭清酒，金刀膾紫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

　　這首詩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日本對自己才是“華”文明保有者的自信。然而，洪武帝本來就以驅(qū)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日使的這番表白當然會令他“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征之意”（梁章鉅《日本》。但洪武帝欲征日的說法或言過其實，參見前述）。以此觀之，日本以自我為中心的華夷觀念已經(jīng)非常頑固，竟至不顧明帝國截然不同于蒙元政權(quán)的漢人王朝性質(zhì)。

　　明清陵替，對日本的“華夷”觀念有進一步的推動作用（不能忽略流亡日本的明移民朱舜水等人的影響）。學者山鹿素行的思想變化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他早年原本推崇中國文化，稱“漢土之所以稱中國，是居天地之中”，中國“圣人君子世興，仁義忠孝之說行”。但在43歲那年，他突然來了個大轉(zhuǎn)彎，對中國改持貶抑。那年是1665年，南明永歷帝在兩年前遇害，盡管臺灣鄭氏仍用其年號，但明朝已經(jīng)徹底覆亡。山鹿素行的突變，應當不只是一個巧合。在批判中國的同時，他把日本稱為“葦原中國”，并強調(diào)“人有華夷”，日本應是四夷來朝的“神國”。山鹿所代表的由“華夷”進而“神國”的觀念，對日后的影響甚巨。（參見林慶元、楊齊?！丁按髺|亞共榮圈”源流》）黃俊杰的《論中國經(jīng)典中“中國”概念的涵義及其在近世日本與現(xiàn)代臺灣的轉(zhuǎn)化》中除了山鹿之外，還提到了淺見炯齋。他提出“吾國知《春秋》之道，則吾國即主也?！敝袊勺畛醯牡乩硇愿拍?，變成了飽含文化優(yōu)越象征意味的政治概念。黃文引用《戰(zhàn)國策·趙策》一段關(guān)于“中國”的表述最為詳盡：“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圣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依此邏輯，不論地理所在，一個確信自己“知《春秋》之道”的國家就可以自稱中國。

　?。ū疚恼浴稊颗c狂——日本人看不見的日本》，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