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講到“三味書屋”的牌匾下掛著一幅畫，“畫著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皹洹闭?，諧音“書”。“古樹”者，古書也；“鹿”者，祿也?！奥埂倍胺省保吖俸竦撘?。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科舉時代讀書無非就是富貴的敲門磚，說得好聽一點，叫“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說得難聽一點，還不就是當官發(fā)財。

　　此種借音取義的“寓意畫”自非中國藝術的主流，但在民間卻廣有市場。古希臘的伊索老頭因蝙蝠“似鳥非鳥”“似獸非獸”而賦予其“騎墻”性格，在西方可謂受盡奚落；然其在中國卻可因其名字中“蝠”與“?！钡闹C聲關系獨享一份尊榮。大戶人家門廳上的浮雕往往有五只蝙蝠，寓意“五福臨門”也；年畫上畫一只蝙蝠與桂花數(shù)點，“福增貴子”也；把多只蝙蝠刻在多只壽桃上，“多福多壽”也……

　　周氏兄弟早年在紹興鄉(xiāng)間即沒少受此種民間藝術“精神”的濡染。周作人《苦茶隨筆》里有一篇《畫廊集序》，講到北方的年畫，南方謂之“花紙”，其幼年見到的花紙里，極有好些寓意畫的內容，“譬如松樹枝上蹲者一直老猢猻，枝下掛著一個大黃蜂窼”。知堂沒有交代這幅“花紙”的寓意，當然是因為中人之資便可一望而知，不值得多費筆墨：蜂者，“封”也；猢猻即猴，而猴者，“侯也”。合在一起即是拜相封侯，大富大貴之意也。

　　“寓意畫”或可勉強解作“勞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究其實卻是前現(xiàn)代“巫風”之遺留。胡適1928年寫有《名教》一文，胡氏引《禮記·儀禮》“名，書文也，今謂之字”，釋“名教”為“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豆腐店老板夢想發(fā)大財，便請村里的王老師寫副門聯(lián)“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也可以過過發(fā)財?shù)陌a了。王鄉(xiāng)紳也有他的夢想，于是也寫了副門聯(lián)“總集福蔭，備至嘉祥”。胡氏所舉例子中尚有濟南事件發(fā)生后，街上到處是標語，有寫“槍斃田中義一”的，有寫“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殺盡矮賊”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這些和時下某些“愛國”志士在車屁股后貼“殺到東京去”，屬“其事固異，其理則同”類。若依胡適對于名教的解釋，借音取義的寓意畫實為拐了點彎兒的從而也就不那么質樸的“形象”化了的名教思想而已。

　　寓意畫因其既淺且俗，如前述并非中國藝術的主流，但若說對主流藝術精神毫無影響，也并不是實情。前陣子在某鑒寶類節(jié)目上得睹民國時期畫壇名宿汪榕先生的一幅花鳥立軸，畫面上有石榴，石榴多子，寓意“多子宜男”；石榴上棲息的鳥為白頭翁，寓意“白頭偕老”，這幅畫顯明是汪老為某戶人家結婚志喜而畫，至于是因為迫于生計，還是為了友情難卻，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汪老的畫下款一般署其字“慎生”，這幅卻署的是“汪榕”，專家的解釋是，結婚是喜慶的事，你讓人家“慎著點生”，那成什么話！可見即使是名家，書齋之內可以如何風雅、高蹈，到應付民間的人情酬酢，還是不得不向此種既淺且俗的“藝術”風尚低首妥協(xié)。錢鐘書短篇小說《貓》里，陳俠君的伯父，有名的國畫家，即憑此技藝在上海灘立腳，比學洋畫的陳俠君活得滋潤多了。銀行經(jīng)理讓他給畫幅中堂，要切銀行，要口彩好，還不能俗氣露骨，他便畫一棵荔枝樹，結滿了大大小小的荔枝，題曰“一本萬利圖”。他畫的最多的還是“幸福圖”：一株杏花，五只蝙蝠，題曰“杏蝠者，幸福諧音也；蝠數(shù)五，諧五福也”。

　　寫到這里我在想，若給現(xiàn)在的中小學，尤其是高中的教室掛一幅畫，既要切題，又要口彩好，還不能俗氣露骨，畫什么好呢？我看莫如畫一棵柏樹，柏樹上蹲一只青蛙。至于寓意，我想也是明眼人便可一望而知的。章太炎先生早年講“俱分進化”，即謂好的東西在進化，壞的東西也在進化。這些年教育確是在發(fā)展，可“發(fā)展”的往往是它的狹隘！先前還只強調升學數(shù)（率），后來開始講本科數(shù)（率），現(xiàn)在在很多地方已經(jīng)狹隘到只以考取兩所所謂名校數(shù)（率）衡量一所學校一個地方的辦學實績。那么多官員虎視眈眈向這個數(shù)字里要政績，此所以現(xiàn)在的教育亂象叢生，怪象迭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