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起予

　　上月，媒體爆出麥當勞、肯德基等跨國連鎖餐飲企業(yè)使用上海福喜食品公司提供的不符合安全衛(wèi)生標準的食材原料，令輿論嘩然。改革開放30多年后，當今中國社會對于道德的關注與思考，已使道德同改革開放一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觀念之一。在這個過程里，“瘦肉精”、“毒奶粉”一類牽連千家萬戶、人人共憤的無良行為多半發(fā)生于市場進而影響到社會，因此學術界追究和探討道德失范現象，著眼的多半是市場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其負面影響帶來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道德失范由一種市場病癥演化為社會病癥，多見于我們的生活之中，成為今天思考道德和探求因果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因此，我們的討論也不能不從市場和道德開始。

　　經濟模式是否真的缺乏道德意義

　　市場經濟為中國帶來的物質財富增長是可以直觀的。工業(yè)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在這種經濟模式下的發(fā)展更有力地證明了市場經濟有著其他經濟模式所沒有的優(yōu)越性。若把這一面引入今天的討論，則會產生一個問題，即具有如此優(yōu)越性和生命力的經濟模式是否真的缺乏道德意義？

　　“市場經濟是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問題可以追溯到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其核心源自于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兩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兜赖虑椴僬摗芬匀诵员旧茷榍疤?，認為人類的道德行為都來自于人性中基于同情的利他主義情操。而《國富論》則以理性人為假設，認為經濟的運行源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利己主義動機。兩種對立觀點矛盾地共生于同一位思想家的理論之中。但是，如果深入地探究亞當·斯密本人的思想發(fā)展歷程，會很容易發(fā)現，盡管兩部著作出發(fā)點不同，但它們的基本價值目標卻是相同的，即除了有善的出發(fā)點之外，還要有產生實際功效的行為，兩者的結合才能成就人類德行的圓滿。

　　如果合倫理與經濟為一體，那么概而言之，首先，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的財富增長已經證明了該經濟模式最具效率。這種高效性一方面源于市場機制本身激發(fā)了行為主體的自由競爭，最大限度地調動了社會資源和潛力；另一方面，它特有的市場化機制使其能夠合理地配置資源，通過市場供求、價格體系使社會生產要素得到了更為有效的利用。這種有效利用最終形成的產品在數量上的增多和價格上的低廉，在產品進入千家萬戶的過程里實現了市場和大眾福利的聯結。按照弗里德曼的說法，“當大多數公民的心態(tài)是在上升的生活水準中形成時，經過一定時間，這種差別會導致社會道德品性的正面發(fā)展”，他把這種因果關系稱作“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其次，本義上的市場經濟應當具有內生的公平合理性。如果沒有內在的公平意識和外在的合理制度，追逐效率的自由競爭將難以持續(xù)，無法維持高效的生產性。市場行為因其自身的非人格化特性和普遍客觀性，能夠以市場的調節(jié)和配置產生原始意義上的公平和公道，這是任何非經濟力量，諸如政治權利、社會文化等都無法做到的。正是有了這種公平和公道，才能夠不斷擴展地區(qū)之間的開放和流通，使得人際間的交往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伸；在跨國界、跨地區(qū)、跨集團的經濟貿易中，使更多的經濟成果和物質資源得以分享。而這種大眾福利之所在，人類幸福之所在，應當是市場的道德合理性之所在。

　　社會泛市場化動搖道德根基

　　如果以上分析能夠成立，市場經濟與道德之間的關系顯然并非人們乍看下的那樣不相容。沿此鍥入，把視野放到市場以外的整個社會作進一步思考，便會發(fā)現產生和存在于當今社會中的道德失衡現象，其背后有著更為復雜的原因。

　　張五常先生曾力贊“地方政府公司化”。持這一類觀點的經濟學家們認為，中國經濟發(fā)展這么快，關鍵在于中國各個地方政府、各個縣變成了經濟實體，并因此而互相競爭，這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一個秘訣。就30多年經濟轉型的實際過程而言，這一面的成效和影響顯然可見。然而，“地方政府公司化”則不能不使本屬市場規(guī)則制定者的政府同時成為市場競爭的參與者。這種“一身兩任”的直接結果，不僅會大大擴展尋租空間，帶來腐敗，而且會使“公司化”的政府權力把市場法則引到市場之外。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共領域的市場化。自改革開放初期以來，我們曾不加區(qū)分地把國民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公用事業(yè)、公共基礎設施、公共福利等社會公共物品一律視為“舊體制的堡壘”，力圖用價值規(guī)律加以調節(jié)和改造，一度出現了政府的公共部門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向社會公眾“出售”公共物品、參與商品交換的混亂局面。這種把市場法則當作調整社會關系的工具濫用的做法，最終會導致泛市場化，即社會的市場化。其間的明顯錯位在于：一，市場追求效率，因此會逐利，其最終的合道德性正是通過個體的追求效率實現，但社會守護的是公平正義，其出發(fā)點和歸宿都在整體和多數；二，市場崇尚競爭，因此會淘汰弱者，但社會是所有人的家園。兩者之間的區(qū)別，正說明了泛市場化對于社會而言的非道德性。

　　這種泛市場化的產生和存在與30多年來的經濟增長相伴隨，出現于中國社會變遷過程所形成的歷史環(huán)境之中。泛市場化還會進入不同個體的意識、取向和行為，由此形成的趨向和導向影響更廣，其成因也更深。

　　經濟轉型的過程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其真正難處在于改革的過程是從突破舊的規(guī)矩（制度、法規(guī)）開始，但舊規(guī)矩被突破的同時，短時間內不可能同步建立起新規(guī)矩。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整個社會處于既沒有舊規(guī)矩、也沒有新規(guī)矩的狀態(tài)中，規(guī)矩是一種束縛、界限，有束縛才有所謂的秩序，而無序狀態(tài)會喚出人性中的欲望，使個體沒有節(jié)制地追逐利益最大化，并最終使得人和人之間不可物化的種種關系被化約為利益關系，概以市場法則處之，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深入到我們身邊的泛市場化。在這個過程里進入中國，并助成了這個過程的，還有西方思潮帶來的價值標準多元化。而一個社會的價值是歷史地形成的，它為每個社會成員提供了一種公認的是非善惡標準，因此能使人與人共處于同一種道德共同體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價值的多元化實際上使社會喪失了價值，從而瓦解了道德共同體。要而言之，身處轉型時期，新舊道德的沖突、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價值標準的多元化，使得整個社會中催生出實用主義、拜金主義和對利益的追逐。該過程與中國市場經濟高速發(fā)展同時發(fā)生，又在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思想環(huán)境，使本來行之于經濟交換過程中的市場法則很容易移入社會，使人際之間的種種非經濟關系異化為利益關系。由此產生的整個社會的泛市場化，便不能不動搖以“義”相維系的道德根基。而在道德根基動搖的地方，常會缺乏誠信、公信、互信，人在其中，非常容易囿于一己之利，而淹沒公共利益、他人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最終人間的同情、理解、出入相友和守望相助都會一點一點地流失，隨同流失掉的，是這個社會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反思我們所經歷過的社會變遷中的這一面，我們才能夠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多一點認識和理解。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